世界有多小

翟华

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同办公室有两个外国同事：一位叫库伯，来自东非某小国，另一位叫沙希，来自南亚某大国。有一天，库伯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接受了新上任的总统的邀请，马上要回国担任内阁部长。我们起初还以为这位乐天派又在开玩笑，直到他打报告辞去国际职员职务我们才确信库伯真的成了部长。说实在的，凭我们对库伯的学识和能力的了解，他当个部长也算得是人尽其才。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听说库伯与新总统的弟弟的大学老师有同窗之谊，不知这拐了三个弯的关系是不是他成为部长的关键因素。送走了库伯，略有几分失落感的沙希对我说：“你与我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当部长。你想，你我的国家人口都超过10亿，要绕多少弯才能和主政的要人挂上关系呢。”

几年后我一次出差在巴黎转机，不期然间竟然在候机室与久无音讯的库伯打了个照面，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世界真小！”感慨之余，已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库伯自然地问起了我们曾经的同事：“沙希哪里去了？不会也回国当部长去了吧？”说实在的，沙希到底在哪里，我那时也不清楚，只知道他辞职下海，回老家开了家什么公司当老板去了。库伯胸有成竹地说：“有你这点信息，我一定能找得到沙希。你没听说过‘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吗？”

我虽然不精通社会学，但却看过一部题为“六度分离”的电影，也知道这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教授通过一个实验在1967年提出的理论。米尔格拉姆教授在美国中西部随机选了数百名不同职业和背景的志愿者，请他们通过各自的熟人将一封信寄给远在美国东部波士顿的一位股市交易员。这些志愿者自然不认识这位故事交易员，他们的熟人也不一定认识，所以要继续通过熟人接着寄。结果有大约30%的信件最终寄到了股市交易员手中。米尔格拉姆教授发现最终寄到的信件，平均不超过6个中间人，所以说他得出结论说在任意两个美国陌生人之间平均只有“六度分离”，又称“小世界现象”（Small World Phenomenon）。

按照“六度分离”的逻辑，一个怀春的少年只要出门在大街上走走，对面看过来每一个漂亮女孩与他的关系其实都很近，最多经过6个人的介绍就可以成为朋友。这可能吗？

英国的一位教授理查德.威斯曼（Richard Wiseman）为了验证“六度分离”的理论，在30年后又在英国重复了米尔格拉姆教授的实验。这一次，威斯曼教授在《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中圈定了100人，要求他们给一位居住在叫切尔坦哈姆（Cheltenham）的小城的一位27岁的小姐寄信。参加试验的人只知道这位小姐在曼彻斯特大学主修艺术历史，曾在伦敦作过公关，后来到那个小城工作专门组织大型集体活动，业余爱好是骑自行车。最后结果有10%的参试者成功地把信件寄到了收信人手里。威斯曼教授对这些成功的例子进行追踪研究后惊奇地发现，从参试者到那位小姐之间平均只有4个人，比米尔格拉姆教授的“六度分离”还要少两度。

威斯曼教授的实验证明，随着通讯手段的发达和旅行频率的增加，这世界真的是很小，而且变得越来越小了。如今的人们再不用“众里寻他千百度”就可以在灯火阑珊处找到自己的旧友新朋。前一阶段非典病毒的在世界上的肆虐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小世界现象”，亚洲人打个喷嚏就有可能使大洋彼岸的美洲人发烧。不论我们的性别、年龄、职业、国籍如何，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和F4、斯蒂芬.霍金、米兰.昆德拉、乔治.W.布什乃至本.拉登都有不解之缘。同样道理，布什和本.拉登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不超过“六度分离”。

既然如此，为什么布什死活就是找不到拉登呢？

我们从威斯曼教授的实验结果中注意到，相对于米尔格拉姆教授当年的实验，威斯曼教授新实验的成功率从30%降低到了10%。这又怎么解释呢？原来在被选择参加实验的100人中，有20人其实根本就没有把信发出去。其中有的人解释说，他们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熟人可能认识那位远在切尔坦哈姆的陌生小姐。还有的人说，他们属于那种在生活中特没运气的人，即便寄出去也一定不管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成功地把信寄到目的地参试者则不约而同地说他们平时就是那种特别有运气的人。这说明，相信自己有运气的乐观人士会比那些自认为“没运气”的人更有胆识，喜欢在工作生活中尝试新的挑战，因而也就会比其他人更经常地遇到“小世界现象”。这可能是中国人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信条的一种体现吧。

看来，所谓“信心”、“运气”这些心理因素与 “小世界现象”密切相关。我们不难想像，即使“六度分离”甚至“四度分离”是个客观存在，但只要在这几个连接环节中有一个人持悲观情绪，没有信心、恒心，或者不做任何努力就放弃，那么结果必然是错失良机功亏一篑。从这个角度看，布什抓不到拉登，是否因为他本身就持怀疑态度，还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所依靠的那些中间人其实并没有和美国人通力合作呢？

这话题可能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经历吧。我的那位爽快的非洲朋友库伯后来只通过三层关系就很快地把失去联系的南亚老同事沙西找到了。当我与沙希重新见面的时候，他旧事重提，笑称自己如料没有当上部长，但也不是一事无成，现在已然成了一家不大不小的电脑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当年默默无闻的国际公务员也可以成为IT精英，说不定不久的将来还可以和比尔.盖茨竞争呢。也许是经过商场的磨练，原来不苟言笑的沙希也有了许多幽默感，他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与比尔有多近？只隔两只手。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因为我握着的手一定与握过盖茨的手的手握过手。

翟华

2003-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