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生活、工作或访问过的几十个国家中，实在是没有哪一个比菲律宾更加不走运的了。论天灾， 有台风、地震、火山爆发；论人祸，有政变、绑架、坠机沉船。不要说在偏远地区，就是在首都马尼拉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也随处可以看见贫民窟、垃圾山。说来也怪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菲律宾百姓却整天歌舞升平、快快乐乐，难怪在菲华侨把菲律宾国语他加禄语戏称为“大家乐”。我在菲律宾多年，不要说没见过菲律宾人打架骂人，连脸红脖子粗大声说话的情形都极少见到。据《亚洲周刊》发表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涉及的亚洲八个地区中，最贫穷的菲律宾人“快乐指数”高踞榜首，在20至29岁的青年人中有78％自觉快乐。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陆自觉快乐青年的比率只有59％。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很好奇：菲律宾人为什么不知道烦恼，为什么从来不生气？

把烦恼交给上帝

据我观察，菲律宾人无忧无虑的性格，首先是因为他们笃信宗教。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有85％左右的人天主教徒。教徒家里就是一贫如洗也会挂上一副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油画。在大街小巷穿梭的吉普尼，几乎每一辆上都写有与宗教有关的字句。这些字句有的是给乘客打气的，比如“主保佑我们的行程”，也有的是给后面的司机看的：“离我远点，离上帝近些”。

天主教本是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三百多年的结果，但是菲律宾人把殖民者的宗教的基本原理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显得更虔诚、更狂热。在距首都马尼拉约９０公里的圣费尔南多市库图镇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星期五活动中，年年都有教徒模仿耶酥受难用１０公分长的金属钉自愿被人钉上十字架，这在西班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按照菲律宾人的观点，人死后还会有某种形式的生命，可以升入幸福的天堂。所以，很多菲律宾人，特别是那些穷人，不但不怕死，而且对死亡有某种莫名的期待和憧憬。我参加过一位菲律宾女同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同行的其他菲律宾人和平常一样说说笑笑，好像没有半点忧伤的情绪。在仪式上见到死者的老父亲，他用轻松地口气对我说他的女儿心眼儿好，不愿用病痛拖累家人，所以早早地上路了。老人还说他现在就盼着到那边见到女儿一起生活的那一天。

这位老人的话令我大为感叹，菲律宾人连死都不怕，难道还会怕生活中的困难吗？菲律宾南部一些地区有游击队出没，绑架人质事件层出不穷，令外国人谈虎色变。而菲律宾人则反话正说，轻描淡写地用“和平与秩序问题”（Peace and Order）来形容那里的局势。平时我与菲律宾朋友同行，无论是坐车还是步行，每当经过一个教堂的时候他们就赶忙在胸口画十字，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是在许愿还是在忏悔，但我很肯定他们转瞬间已经把原本就不多的那点烦恼交给了上帝。

天暖好得闲

一位英国作家（A. Calquhoun）在二十世纪初描述了他在马尼拉亲眼目睹的这样一幕：一位中国人肩上扛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箱子在前面吃力地走着，而四个菲律宾当地人一起抬着同样大小的一个箱子跟在中国人后面走。这位英国作家颇有预见性地写道：菲律宾人如此孱弱，长此以往恐怕要在经济上输给能够吃苦耐劳的中国移民。我在马尼拉住所楼下马路破损需要维修，一大早看见来了7、8个工人。第一件事是在路边摆了一块施工标志牌：“慢，人在工作”（Slow，men at work）然后在地上钻洞，支起一个小凉棚。到太阳升起来以后，工人们在凉棚下一字排开，开始在地上敲打，“叮叮当当”的声音响了两天多才算完事。我好像这才算理解马路上施工标志牌的意思：“‘慢人’在工作”（Slow men at work）。

被尊称为菲律宾国父的黎刹曾在一篇文章里用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原因来解释他的同胞表现的惰性。菲律宾属于季风型热带海洋性气候，终年潮湿炎热，年平均气温在27℃左右。 在这样的气候下，菲律宾各个岛屿常年郁郁葱葱，瓜果遍地，饿不死人，更冻不死人。在黎刹看来，就是西方人到了菲律宾这样的环境下也不免要变“懒”。正是因为不愁吃，不愁穿，所以菲律宾人没有攒钱的习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菲律宾的企业一般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每到月中和月底发工资的日子，人们就会在银行和自动提款机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把刚刚发到帐户里的工资取出来。商家也专在发工资的日子在当地报纸上大做促销广告，提醒消费者趁手里有钱的时候赶紧来买东西。我就听到菲律宾华商说过：“在这里作生意不发也难！”

菲律宾没有四季之分，好像时间概念也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由于菲律宾人开会办事从来不准时，所以定约会时间的时候人们往往要问清楚是否按“菲律宾时间”。如果是“菲律宾时间”，那就是说大概其，晚个把钟头也没关系。菲律宾人不仅不喜欢受时间约束，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不拘小节。就拿交通规则来说，除了最高时速限制这一条以外（因为塞车反正也开不起来），任何其他规则都奈何他们不得。在马尼拉南高速公路上，由于汽车随意换道很容易在公路的出口造成阻塞，所以在高速公路出口的3-4公里处就有大字标志写明：“Do not change lane”（不许换道）。也许公路管理部门知道司机们不会把这个标志当回事，所以过了1公里左右又重申一次：“Strictly do not change lane”（严格不许换道）。有一次我在马尼拉街头想搭乘吉普尼，一时找不到上车地点，就向旁人打听。结果一位热心人指了指街边竖着的一块牌子说：就在这儿等。我仔细一看那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不准停车载客”。
 

你就是心太软

菲律宾人执法不严，与他们“心太软”的民族性格有很大关系。菲律宾人不仅重亲情，而且重友情，真正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菲律宾他家碌语中“兄弟”一词是Pare，是菲律宾人常挂在嘴边的词。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在年轻时是个影星，在一部电影扮演了一个英雄救美和杀富济贫的好汉，绰号“Pare”。从此Pare就真的成了埃斯特拉达的绰号。不过，生性诙谐的菲律宾人偏偏把Pare这个词反过来念，成为Erap，就好像中国人把“兄弟”念成“弟兄”，更透着亲切。埃斯特拉达就是凭着侠客的形象和“弟兄”的亲和力在1998年大选中赢得广大穷人选民的支持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十三任总统（不过，既是虔诚教徒又笃信风水的埃斯特拉达很忌讳当这个第“十三”任总统，所以把外国占领时期的几位伪总统除开不算，认定自己是第“八”任总统）。可惜，“弟兄”在任不到三年，为亲情和友情所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弄得腐败丑闻缠身，在反对派压力下黯然下台。我记得当天菲律宾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埃斯特拉达携家人离开总统府的实况。当“弟兄”在妻子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从总统府后门向卫士们挥手告别时，许多菲律宾人自言自语地说：“真可怜！”还有人不由得流出了同情的眼泪，刹那间好像埃斯特拉达的所有劣迹都可以得到原谅。果然，在几个月后的议会和地方选举中，埃斯特拉达的妻子和儿子分别高票当选为参议员和市长。

菲律宾人“心太软”还有一个颇为典型的表现，那就是不轻易向说他人“不”，因为这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词。我初到菲律宾的时候，有经验的中国朋友告诫我要出门要自己琢磨地图，不要向菲律宾人问路。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说不，就是不知道路也总努努嘴角向前示意一下说：“很近”，让人不得要领。我们家里雇的保姆是从乡下来的，英语会的不多，但是一口一个“Sir”（先生）、“Mam”（太太）。其中“Mam”这个词，英文中本是Madam，但菲律宾人习惯省略发音为“Mam”，听起来和“妈”差不多。平时不管我太太吩咐什么事，保姆不管理解还是不理解总是回答：“Yes，mam”（是，太太）。有一次我太太要交代的事情保姆没有做，问她为什么没做，她回答说：“Yes, Mam”。我太太在气头上没好气地说：“Don't call me mam”（别叫我“妈”）。您猜保姆怎么回答：“Yes，mam！”

由于菲律宾人不好意思说“不”，所以他们在说“是”或者答应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最好得再换一个方法再问一下，确认是不是真的是“是”，以免误事。比如你搬入新居需要一张床。你到家具店看好货样，问店主一周内送货行不行，店主保准说“Yes，sir”。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信息安排搬家，那到时八成要睡地板了。有经验的人会设身处地为店主着想，这样发问：“您看一个星期送货到门有困难吗？”因为不需要说“不”字，店主说的话就可靠得多了。如果这时店主他说两周内可以到货，你再打上一个星期的富裕，三周后再搬家那就差得不多了。

“巴哈拉那”哲学

菲律宾人遇事不着急、不上火，常常在嘴边挂着这样一句话：“Bahala na”（音译：巴哈拉那）。台风来了，“巴哈拉那”；家里没钱了，“巴哈拉那”；孩子生病了，“巴哈拉那”......这“巴哈拉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问十个菲律宾人可能会得到十种答案。有人说“巴哈拉那”就是“没事”，有人说是“巴哈拉那”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也有人说“巴哈拉那”是“上帝的意志”，还有人说“巴哈拉那”是“走着瞧”的意思。我认识的一位研究菲律宾多年的外国学者认为“巴哈拉那”乃是菲律宾人的一种生活哲学，意思是世间万物万事，看上去剪不断理还乱，其实最后都会自然而然的理顺，用不着人们去烦恼。按照这样的哲学，菲律宾人深信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和平与秩序也早晚会到来。巴哈拉那，卡拉永远OK。

翟华
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