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毁灭

——阿梅利在北京

（比利时）阿梅利·诺通 原著 翟华 摘译

1

跨着我的骏马，好似行走于众多电风扇之间。

我那时七岁。还有什么能比满脑子里都充满气流更令人惬意的事情呢。空气流动的速度越快，氧气就越足，为大脑卸载。

我的坐骑来到我的“电风扇大广场”——对了，通常人们称它为天安门广场——再向右，来到“老百姓大街”。

我一手扶缰，另一手诠释我内心的，赞美般地从马的后臀指向北京的天空。

我在马上优雅地坐姿令周边的路人、吐痰者、马匹还有电风扇们惊诧。

我无需扬鞭催促，我的坐骑自会奋勇前行不止，因为它是中国按照我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旁人只有羡慕的份儿。

打从我到中国第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样一个公理：在这个电风扇的城市里，所有不富丽堂皇的东西都是卑微丑陋的。

由此可证：世界的美丽，那就是我。

这并不是说经过七年洗礼的皮肤、肌肉、毛发、骨骼会令到梦中乐园的大小生物们或者北京外交界的天之骄子们黯然失色。

今天世界的美丽，是我孔雀般的雅典，是我的马儿奔跑的速度，还有我飘逸的刘海，如同电风扇吹起的桅帆。

驶近使馆区，马儿放慢了速度以便卫兵可以看清楚我的面容。看来今天的我并不比往日更加可疑。

自从文字发明以来——也就是两年以来——我住在三里屯，后来人们说那时候的中国正是“四人帮”当道。

2

魏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他的散文中令人信服地写道：“世界就是所有发生过的人与事。”

可是1974年的北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当时的情景。而且魏特根斯

坦的散文并非我七年生涯中最喜欢的作品。

但我好自为之，反正我有一匹马，还有不受拘束的大脑。

因此我拥有一切，我就是一首无穷无尽的史诗。

在我的感觉里，万里长城是我的亲戚，因为它是月球上唯一可见的人工建筑，与我开阔的胸怀媲美。长城不束缚人们的眼光，而是将视野引向无穷尽的远方。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很奇妙，它们会使到过这里——甚至能够谈论它们——的人们感到自命不凡。中国就是如此。

自命不凡就要写书。这就是为什么书店里到处是关于中国的书籍。我也不能免俗，但我与那些中国通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五岁的时候到中国，八岁的时候离开。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说要到中国去的那天。我才五岁，但我已经明白了最关键的事情，那就是——从此我有了吹牛的资本。

这是一个没有例外的规则：即使是那些最坚决的反华人士都把能够到中国引以为傲。如果有谁能够用轻松的语气说一句：“我刚从中国回来”，那么登时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会高大许多。直到今天，当我发现人们对我不够尊重我的时候，我就会在不经意间用不在乎的语气说一句：“当我在北京住的时候……”

当然我也有资格说：“当我在老挝住的时候……”，这也许会更让人惊异，但是却远不够品位。中国是经典，是绝对的，是极品香奈尔五号（Channel no.5）。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附庸风雅或者简单地赶时髦。没有任何国家能象中国这样令人眩目。离开中国的人真诚地赞誉他们所见到的一切，而不提起他们也应该目睹的负面现象。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是这样的大众情人，她丝毫不用去掩饰其缺陷和不足，人们照样迷恋她。

3

两年前，在东京比利时使馆供职的爸爸接到去北京使馆的调令。记得那一天爸爸神色沉重。

对我来说，我认为就这样离开Shukugawa的村子，大山，别墅和花园式不可思议的事情。

爸爸说问题并不在于此。从他闪烁的言词里，我意识到中国可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国度。

“那里打仗吗？”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不。”

我赌气了。大人们竟想让我离开我喜爱的日本去一个连战争都没有的地方。当然，我们去的是中国。中国，听起来蛮悦耳的名字，这也算不错了。可是，没有了阿梅利的日本还能干什么又会变成怎样呢？潜意识中这个念头一直困扰着我。

1972年，要搬家了。情势紧张，人们把我的长毛熊打包装了箱，还听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事情我还得分析一下。但眼下还有更要紧的事情：房间里东西一天比一天少，有一天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出发了。

北京机场。我们的行李迟到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来分析一下形势。我像一个侦探一样在机场走来走去，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人们没有说错，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度，非常不同。到底怎样不同，一定有一个词来描述，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个词罢了。

我也在考虑什么是共产主义。我已经五岁，而我的自尊心使我无法张口去向大人们问这个词的意思。再说，我也根本没有他们的帮忙不是他也学会了说话嘛。如果我得向他们询问每一个新词的意思，那我到今天可能还不会说话呢。是我自己搞清楚猫是猫，坏蛋是坏蛋。我不认为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学习另一个新词。

别急，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不要急着贴标签，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词。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里最奇怪的事情？

刹那间，这个问题使我精疲力竭。我忘记了共产主义，我渴。妈妈给我一张纸币要我去买饮料喝。

我走来走去，没有日本可以买到的彩色和可以冒气泡的饮料。这里有茶。人家不是说“中国是一个茶的国度”吗？好，我走近一位卖茶的老人。他给我一碗冒着热气的茶。

我抱着大碗坐在地下。茶很刺激，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饮料。几秒钟以内，茶的香气已经渗入我的大脑，让我陶醉，脑海里放这五彩缤纷的烟花。我激动，一切都是伟大的，从我自己开始。各种念头在我的大脑中在做跳格子的游戏。这是我人生中所经历的第一次幻觉。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有了感觉，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国家做出惊天的大事。我像一个陀螺那样在机场欢蹦乱跳。

这就是共产主义吗？

4

魏特根斯坦不是说：“世界就是所有发生过的人与事”吗？

中国的报纸上充满了各种感人但无法证实的事情。

而每周外交邮袋给各国使馆带来的本国报纸关于中国的报道简直是再说另一个星球的事情。

对于北京的外交界来说，弄清事情的真相非常困难。很多外交官干脆下结论说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能肯定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给本国外交部的报告具有过人的文学色彩，达到他们外交官职业的高峰。许多知名作家在北京发迹，其原因不言自明。

在1974年的北京，我既不读魏特根斯坦，也不读《人民日报》。

我其实很少阅读，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阅读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大人要干的事情，他们总的做点什么吧。

至于我，我有要务在身。

我的那匹马已经占了我三分之二的时间。

我要向路人炫耀。

我要保持我的形象。

我要造就我的传奇故事。

而且，更要紧的是，我参与了一场战争，一场发生在三里屯史诗般的残酷战争。

把一帮子来自各国的孩子关在一个窄小而又坚实的空间里，让他们自由行事，无人看管。不要以为这些孩子们会手拉手地建立起各国人民间的伟大友谊，这未免太天真了。

事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坏蛋依旧是德国人。

德国人在三里屯可不是稀有动物。

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及范围相当有限。这一次联盟国包括了所有可能的国家，甚至有智利人和喀麦隆人。

但是没有美国人和英国人。

种族歧视吗？不，地理政治。

我说过战争是在三里屯内展开的。英国人在老使馆区，而美国人围着一个叫乔治·布什的人，自己住在一个单独的大院里，。

英美两国的缺席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斗志。我们可以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德国人。

战争在1972年爆发。就在这一年，我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这个地球上，缺谁都行，但就是不能缺少敌人。

没有敌人，人类永远处于贫困，在无聊和卑微之中生存。

敌人是救世主弥赛亚。

他们的存在使人类充满活力。

正是由于敌人的存在，人类偶然和悲惨的生命成为了不朽的史诗。

所以耶稣基督说：“热爱你的敌人吧！”

但是耶稣的推论是谬误的，他说要和敌人和好，向敌人伸出左脸等等。

这不是很滑稽吗？如果和敌人和好，他们就不成其为敌人。

如果没有了敌人，那就要寻找，重头再来。

这样就没有进步。

所以，我们应该热爱敌人，但是不要告诉它我们热爱他们。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试图与他们和好。

停战是一种奢侈，人类无法享受的奢侈。

因此，和平阶段总是导致新的战争。

我们应该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待战争。

世界上没有任何报纸、任何通讯社、任何历史书籍曾经提到过1972年至1975年间在北京三里屯发生的这场战争。

难道有任何理由忽视这场有十几个国家参与、持续了三年的残酷战争吗？

媒体保持沉默的唯一的借口是：参与这场战争的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0岁。难道孩子们不算历史的一部分？

5

1972年，童子军中的一个间谍向大人们告发了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父母们深知敌对形势的高度紧张，他们无法制止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但是孩子里一场针对德国人的战争将对成人世界与日耳曼人的关系造成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在北京，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人士应该团结一致。

一个成人代表团到访，向我们提出了条件：“好，要打世界大战就打，因为它不可避免。但是，任何来自西德的孩子都不可以视为敌人。”

这个条件并不算苛刻，因为三里屯有足够的来自东德的孩子当我们的敌人。

但是大人们并不满足，他们又提出要求让西德的孩子们参加同盟国部队。我们无法达成协议。如果说我们可以同意不痛击西德孩子，但是让我们设想和他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那将是一件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再说了，西德的孩子们也不愿意。最后决定，西德的孩子将保持中立。我肯定，没有了对手的他们最终会郁闷而死。

这样，在大人们的眼里，形势已经正常，这场孩子们的战争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但我可以证明，在孩子们的眼里，我们从来不这样认为。只有在面对德国人的时候，我们才斗志激昂。我们从来也没有对可怜的阿尔巴尼亚或者保加利亚的孩子下过手。

至于俄国人，提都不用提他们，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大院。其他东欧国家也住在老使馆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虽然也在三里屯，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南斯拉夫人算作敌人。而大人们强迫我们把罗马尼亚孩子编入同盟国的部队。在那时，罗马尼亚人是好人。

这是大人们介入这次大战的仅有的一次，我必须强调指出他们的介入在我们眼里是多么的肤浅和无聊。

1974年的我是同盟国部队战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七岁。年龄最长者，已经十三岁了，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个老头。部队的中坚力量是法国人，但非洲大陆也有广泛的代表性：喀麦隆人、马里人、扎伊尔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等等都参加了同盟国部队。

此外还有智利人、意大利人和有点特殊性的罗马尼亚人。

至于比利时人，只有我们家三个：我的哥哥安德烈、姐姐朱丽叶和我，此外就再没有比利时人了。1975年来了两个佛来芒（比利时荷语区）人家的孩子，都属于坚定的和平主义分子，于事无补。

从1972年起，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喀麦隆人以友谊和斗志组成了同盟国部队的核心。这三个国家人的名字很别扭，说话大大咧咧，而且总是在笑，因而很招人喜欢。法国人很别致，他们认真地要求我们比利时人说比利时语，这让我们感到很有趣。而且每当他们法国人谈论一个叫蓬皮杜的陌生人的时候，我总是大笑不已。

最好的和最糟的战士都是意大利人，他们中一半是懦夫，一半是勇士。而且，勇士们的英雄主义行为取决于他们当天的情绪，往往一个英雄在第二天就变成懦夫。在意大利战士中，有一个叫姬翰的女孩子，才十二岁就已经是1米70的大个子，体重高达65公斤。队伍里有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使我们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她一个人出马就可以把一队正在巡逻的德国人赶跑，看她拳打脚踢真如同看戏一般享受。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个头超常增长似乎打乱了她的性格的平衡发展。在战争岁月的后期，随着姬翰个头的进一步发展，她已经变得无法让人接近，也就不能在为同盟国做贡献了。

扎伊尔人是战场上优秀的斗士，可惜他们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常常发生内讧。要是我们试图平息他们的内部纷争的时候，他们会连我们一块打。

6

随着战事规模的扩大，我们的部队看来急需一所战地医院。

在三里屯里面的一个砖厂旁边，我们发现了一个大木箱，可能是哪个使馆搬家的时候用过扔在那里的。木箱容积很大，足够十个战士站在里面。

战士们一致决定就选用这个大木箱做我们的战地医院。

地点有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医护人员。我的十岁的姐姐朱丽叶长得太漂亮而且又弱不禁风，无法上前线打仗，所以被任命为战地医院的护士、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兼一院之长。她工作尽心尽力，成绩卓著，成功地从以讲究卫生著称的瑞士外交官的住所盗得纱布、红药水和阿斯匹林等等。她还搞到维他命C，她认定这是对付懒汉懦夫的灵丹妙药。

在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我们的部队成功地摸进了一个东德外交官家的车库。车库是

极具战略意义的目标，因为大人们往往把日常生活的补给存放在这里。上帝知道这些生活资料多么珍贵，因为当时北京的副食商场除了猪肉和白菜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在德国人的车库里，我们搜出了一整箱的汤料小包。我们将这箱汤料没收并迅速运往战地医院保存。当然我们还要考虑我们那这些干菜汤料能做些什么，为此还召开了一个专门的讨论会。我们发现小包里的汤料不用冲泡直接食用口感极佳，将军们与医院院长密商后把这种食品定为同盟国部队的安慰料理，发给那些皮肉受到损伤或者精神受到折磨的将士们。但是同时规定只能直接食用，任何人不得冲水泡汤，否则将受到军法处置。

安慰料理广受欢迎，战地医院里人满为患。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没病装病的人，朱丽叶把战地医院几乎改造成了伊甸园。她让伤病员躺在《人民日报》堆成的床垫上，轻声地询问他们的病痛，为他们唱摇篮小曲，还亲手把小包里的安慰料理喂到他们的嘴里。真主安拉的后花园也比不上这里浪漫吧！

同盟国的将军们对战士们的真实“病情”了如指掌，但并不想戳穿他们的把戏，因为这对提到士气大有好处。同时，自动前来报名参军的孩子也日渐增多，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负伤”住进战地医院，但是将军们却相信他们中间一定能够出现英勇善战的战士。

7

我加入同盟军的过程并不顺利。起初，人家觉得我太小，在三里屯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表现出对军事的兴趣。

我再三强调我的特殊品质：勇敢、坚定、无限忠诚，而且骑马跑得很快。

这后一个理由引起了将军们的兴趣。经过闭门讨论，他们决定召见我。我战战兢兢地走到了将军们面前，他们对我宣布：考虑到我的身材和速度，我被任命为侦察兵。

“正好你还是一个小娃娃，敌人不会注意你。”

尽管这个补充理由带有歧视成分，但却不能影响我被任命为侦察兵的兴奋之情。

作为侦察兵，我可以实施我的最宏伟、最美丽的计划，实现我的个人价值。

在我的想象中，我把“侦察兵”这个词抓在手里，身体悬空，荡起秋千，多么惬意！

侦察兵的成败可以决定整个部队的生死存亡。冒着生命危险，侦察兵独自前往陌生的地方寻找敌方的蛛丝马迹。稍不小心就会触雷，在蘑菇云的笼罩下，侦察兵慢慢地倒在地上把身体炸成一千个碎片以上。远方的战友看见满天的有机物质，哭喊着：“我们的侦察兵！”与英雄的高尚成正比，在天空中飞扬的有机碎片会在刹那间凝滞，然后矜持地缓缓落下。此情此景，连敌方都会被感动得泪如雨下。我梦想可以这样死去，爆炸的烟花让我永垂不朽。

侦察兵的使命是摸索事实真相，就像黑暗中的光束。这对我再合适不过了，我就是肉体的

手电筒。

同时侦察兵又应该如同普罗透斯海神变幻莫测，让人看不见也听不见，能够鬼鬼祟祟地混进敌人的队伍而不被发觉。侦察兵与间谍大不相同：间谍改名换姓，而侦察兵绝不屑于此等骗术，而是隐蔽在黑暗中冒着生命危险谱写出英雄的史诗。

当侦察兵完成自杀式的使命胜利归来的那一刻，感慨万千的官兵都会用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向侦察兵致意，因为他们懂得侦察兵带会来的情报无价，如同天上飞下来的馅饼一般珍贵。没有人说一声祝贺的话，但他们专注和明快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侦察兵一开口，连将军们都知趣地闭嘴，竖起耳朵聆听。

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任何职务比侦察兵更让我心满意足，因为这个职称与我的价值观深度吻合。

将来，即使哪一天我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或者做了烈士，我也会很欣然地接受这些平庸的称号，因为我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曾经辉煌过，此生再无遗憾。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都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语让世人为我痴迷：

“在北京，在战争年代，我是个侦察兵。”

8

如今我已经不在北京住了，我也没有马可骑了。我只好用白纸代替北京，用墨汁代替马匹，我当年的英雄气概已经转入地下，掩藏起来。

我从来就认为成年是无足轻重的岁月。过了青春期以后，我的存在就已经进入了尾声。

所以，在北京的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类需要我。

那是战争岁月，我是侦察兵。

当时我们的部队找到了一个新的战术对付敌人。

每天早晨，中国当局都会给三里屯的住户分发酸奶，把酸奶摆放在每个住户的门口。酸奶放在一个厚玻璃瓶里，瓶口用一层薄薄的纸盖住。如果打开这层纸，就会看见白色的酸奶上面有一层黄色的乳液，那可是精华。

凌晨，一组由男队员组成的别动队开始执行任务，他们悄悄地来到东德外交官的家门口，打开酸奶瓶，把黄色乳液喝了，然后注入等量的相同颜色的液体，再小心地把酸奶瓶按原样盖好。执行任务毕，别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现场。

我们一直不能确定受害者们是否真的喝了这样的酸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有任何抱怨。反正对外国人来说，中国酸奶本来就别有风味，所以极有可能他们在根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把酸奶喝了。

东德的孩子们是强壮、勇敢的战士，他们在痛打我们的时候毫不手软。但是相比于我们对付他们的手段，那可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我们的人数众多，但肌肉总和远远低于对手，所以我们更恶作剧。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的战士被俘，一般一个小时以后他就鼻青脸肿地跑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抓到了对方的俘虏，那他们可就没有那么便宜了。

首先我们的处理俘虏的程序所需要的时间较长，可怜的东德俘虏起码要受到整整一个下午（有时会更长）的虐待。

面对俘虏，我们总是以冗长的精神大批判开始。我们的工作语言是法语，日耳曼俘虏根本听不懂。这没有关系，我们的冷酷的表情和大呼小叫更增加了我们的威慑力。

“把他的xx和xx都割了！”这是最常见的开场白。

（需要说明的是，东德的孩子中没有女孩子。我一直对此大惑不解，是不是东德的父母把女孩子都留在国内，由游泳教练或者铅球教练代为照管？）

“用张先生厨房里的菜刀……”

“不，还是用基格勒先生的刮胡刀片……”

“慢慢地……”一个战士用了一个副词修饰。

“割下来让他吃了……”一个性急的战士认为用什么割怎么割是次要问题。

“用他的x和x做调料！”

“同意！让他细细地咀嚼。”一个战士咬文嚼字地附和。

“吃完了，让他再吐出来！”另一个战士出言不逊。

“不，绝不能这么便宜他，那东西得留在他的肚子里。”一个颇有宗教意识的战士这样认为。

“那好，我们连他的xx也堵上，那东西就出不来了。”另一个战士添油加醋。

“全堵上，连嘴也堵上。”另外一个战士更狂热。

“那……那他会死掉的。”一个略懂日内瓦公约的懦夫结结巴巴的说。

“没那么便宜。我们不让他死。”

“让他痛苦到底！”

“什么是‘底’？”日内瓦公约问。

“底，就是最后呗！让他哭着回家见他妈去！”

……

（此处删去500字。）

我置身于大批判之外，冷眼观察语言的流动。我只能在没有人的时候才能说话，把语言玩弄于股掌之间，像海豚把红气球顶在鼻子上一般自如。

文攻过后，付诸行动。大批判的语言虽然丰富多彩，但我们的行动却非常单调。每次都是把俘虏扔到秘密武器里淹一下。

秘密武器其实就是同盟国战士的全部尿液（除了分配给东德人酸奶的那部分，所有战士必须把珍贵的液体充公），贮存在屯里最高的一栋楼紧急出口外的楼顶上，并由最忠实的战士把守。

（记得那时候很多大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能看见有一些神情严肃的孩子往这个楼梯间跑。）

在贮存池里越来越混浊的液体中，我们还加进了中国墨汁。化学配方非常简单，最后成为散发着强烈氨气味的暗绿色液体。

东德俘虏双手双脚捆住，被扔在贮存池中。

刑罚过后，我们把液体全部放空，似乎怕那个俘虏污染了池子。然后，我们照原样重新开始贮存化学液体，等着下一个东德战俘。

9

如果我当年就读过维特根斯坦的话，我会觉得他根本就文不对题，答非所问。

他用七个深奥的命题来解释世界，但我觉得只要一个而且非常简单的命题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体系。

我连考虑都不考虑就找到了答案，我也无须在生活中去发掘，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每天早上，我都清楚地知道：

“宇宙存在是为我存在。”

我的父母、共产主义、棉布套裙、《一千零一夜》故事、酸奶、外交界、敌人、砖厂的气味、直角、滑冰场、文字拼写、老百姓大街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多余的东西，都是因为我存在而存在。

全世界都通向我。

中国未免太谦虚了。“中央帝国”？一听这说法就知道有它的局限性。中国只有维持现有地理位置的条件下能成为“中国”。

而我，我可以去任何我喜欢的地方，世界的中心随我移动。

高尚的情操在于承认现实。我不必躲躲闪闪，世界亿万年来的发展进化就是为了我的存在。

我不担心我之后的世界。也许历史学家又需要几亿年来研究我的存在。但是这与我目前面对的日常烦恼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就让历史的诠释者和他们的自己的诠释者去考证吧。

所以我说维特根斯坦自寻烦恼。

维特根斯坦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他写文章。写文章就将意味着失败。

在中国的皇帝还不写文章的时候，中国是强国中的强国。一旦她的皇帝开始舞文弄墨，中国的衰落也随即开始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什么都不写。当我处于无数电风扇之中，当我陶醉于马蹄声声，当我是一个战士要为一个部队侦察，当我们要羞敌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们士气高昂，一个字也不写。

10

然而，我的衰落还是在电风扇之都开始了。

这衰落是从我意识到我不是世界的中心的那一刻开始的。

整个夏天我都是光着脚走来走去。一个尽忠职守的侦察兵是不应该穿鞋子的。

这样，我走路的声音大概与打太极拳发出的动静差不多大小。

我一本正经地、鬼鬼祟祟地在三里屯巡逻，寻找敌人的踪迹。

黯淡无光的三里屯需要英雄，需要不间断的史诗才能生存。

我快乐的生存，我就是英雄史诗。

一辆以前没有见过的汽车在旁边的楼前停下。

三里屯又来了新客。

汽车里卸下了大大小小的行李和四个人，其中的一个人是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中心距离我的家只有40米。

中心的中心是个小小意大利女孩，名字叫爱丽娜。

她成为了世界的中心是她的脚踏入三里屯那一天开始的。

她的父亲是一个烦躁不安的小个子意大利人，她的母亲是一个大个子苏里南印第安人，看上去和秘鲁“光明之路”游击队员一般令人不安。

爱丽娜六岁，她美丽，如同一个正在为艺术摄影的摆姿势天使。

她的一双大眼睛忧郁、专注，皮肤的颜色像潮湿的沙滩。

她的头发乌黑发亮，似乎是一根一根地打过蜡。

她精巧的鼻子经过数学计算打造。

她的脸颊如同天体般的椭圆，但是她那完美无缺的小嘴却让人不寒而栗。

她的身材充分体现了大自然的和谐：精致、细腻、光滑，却又不可思议地简洁，令电影上的角色黯然失色。

即使圣经的赞美诗《雅歌》都无法描绘她的美丽。

只要看她一眼就知道爱上她将意味着痛苦，虽是经典的俗套，但又不可避免。

这一天，她穿了一件电影里才能看见的英式白色套裙。要是我穿上这么一件衣服出来，肯定会难堪至极。但是她好像不属于我们的价值体系，她的套裙让她看起来像一个花的天使。

她从小轿车里走出来，没有看见我。

总体来说，这就是她在随后的一年中对待我的态度。

11

作为中国玄学思维的一个证明，中国的语言有自己的规则。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学习一点语法小规则。

如果你说“我读书学习在中国”或者“我认识欧拉里在中国”，错误！你要说“我在中国读书学习”和“我在中国认识欧拉里。”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语法更纯洁和无辜。

再比如，我们不能说“我在北京自己系鞋带”这样莫名其妙的话，而一定要加上“第一次”这样的限定语。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说中国神话故事里包含很多非凡的功夫，其实主要是语法的功能。

当语法涉及到神话的时候，文体学家自然高兴。

为了满足文体学家的苛求，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在中国获得了自由。”

如果对这样的说法感到迷惑，我可以加上限定语，说：“我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国获得了自由。”

如果觉得这样说更荒谬，那么我应该说：“我在严密控制下的三里屯获得了自由。”

我这样说的唯一理由是：这是历史的真实。

无庸讳言，在当时的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生活非常压抑和沮丧。

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却像过节一样。